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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潘文华建设中山路 01（第2页）

解放后“中苏文化交流协会”，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队使用，部队肩负城市巡逻、首脑机关警卫、重要物资仓库和监狱看守等任务，1962年7月，7835部队机关入驻，部队首长罗大远、孙宗沛等就曾住在这栋楼房里，现在这栋中苏兼容的建筑已经修旧如旧复原。街对面是重庆安装公司，顺此路下去有校舍破烂的半工半读捍卫路民办中学、重庆钢铁研究所，重庆科技情报所“礼堂”二字，是1951年6月，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题写。捍卫路口右拐，现在中国银行和临华大厦地段，陪都时重庆卫戍司令部为出警方便，租用重庆烛光电灯公司和夏记皮革行在此公干，路名由此取名捍卫路。

捍卫路口左侧是为四川和重庆争得不少荣誉、经常代表国家出访进行文化交流的重庆杂技团，顺路前行四五十米左拐进纯阳洞街，上坡往上爬里面有“菩提金刚塔”。有将红岩村里农场无偿提供给八路军办事处办公的饶国模、张澜夫人刘惠微、胡子昂夫人李月华、卢作孚夫人蒙淑仪等牵头的“中国妇女互助会”办事处便设于此。她们通过听报告、看演出、参加集会、社会调查等活动，团结了成百上千的志愿者参与社会生活，为抗战和妇女解放奔走。

纯阳洞街口，春光旅馆一侧，1948年4月，四川军阀杨森，辞去贵州省主席就任重庆市市长。他重回渝都，把《贵州日报》编采印刷一锅端，全部带回重庆，选址纯阳洞口，在有家叫“春光”的澡堂，创办对开四版《重庆日报》，澡堂门厅大堂改为营业部，楼上为记者、编辑部，财务、社长室，大池便是排字房。报纸开局尚好，一年后随着时局日非、社会动**、人心不稳、每况愈下，1949年11月底，杨森仓皇逃走，失去后援，报纸陷于瘫痪停刊。

国府迁都重庆，全国数十个影剧院团齐聚陪都，演出场地紧缺。1940年4月，担任国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的郭沫若，被推举兼任中国万岁剧团团长，分管文化艺术的他，不辞辛劳交涉奔走，促成在上纯阳洞建一所兼容戏剧、播放电影的剧场。朝野一致建言取名“抗建堂”，“抗建堂”三字，是郭沫若登门叩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，这位受人尊敬的“青芝老人”，1943年5月12日，从林园官邸进城接受加拿大驻华大使国书，途中座驾与一辆卡车相撞而撒手人寰。“抗建堂”不孚众望，陪都时先后上演了三十多出剧目，充分发挥了激励人民、坚定信心、抗战必胜的阵地作用。

解放后，“抗建堂”交重庆话剧团管理，重庆话剧团的前身是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，骨干多出自原“国立艺专”和“中华剧艺社”，1950年更名为“重庆市委文工团”，首演“红旗颂”轰动重庆，演出百场不衰，从此更名“红旗剧场”。让老重庆记忆犹新的剧目是《日出》《雷雨》《雾重庆》《胆剑篇》和由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任白戈执笔，描写四川人民期盼成渝铁路的剧目《四十年来的愿望》等。重庆话剧团是全国排名前十的优秀话剧团，历年来演技出色在全国拥有影响名望的演员有，田广才、雷南、刘曦、曹缨、王建武、郝鹏寿、王海燕等。重庆话剧团抗战时期陪都影剧史料权威石曼与我是忘年交，现在我案头还摆放着他送我的《重庆抗战剧坛纪事》《雾都剧坛风云录》和《周恩来与抗战戏剧》等书籍。

中一路尾，老重庆们印象深刻的是质优价廉、天天打拥堂的黄家垭口西笑豆浆店、大上海汤包烧卖屋。最出名莫过1935年3月开业的“义林私立医院”，创始人李义铭，毕业于华西大学医学部首届外科专业，这座中式飞檐、西式塔楼、欧式大钟、弧形拱窗的医院大楼是仿华西教学楼而建，建成后便成为当时重庆最时尚靓丽的都市建筑景观。抗战爆发国府内迁房屋紧张，服从国家战时统一调度，医院收缩在一栋小楼，把主楼腾出供国民政府立法院、司法院、蒙藏委员会办公。日本投降，医院恢复，解放后先后更名“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”“重庆市外科医院”“重庆市中山医院”“重庆市人民医院”……医院领军人物王安定、冉瑞图曾是誉满全国医术医德双馨的胸科专家，所带领的团队屡创佳绩。

（二）中山二路：从观音岩到两路口

中山二路从观音岩到两路口，这是人们习以成俗的说法，但是概念不清位置不准，准确的是，从枣子岚垭口到南区公园路口这段，具体说，起至景德幼儿园，止于中二路邮局。

中山二路这一段，是中山路全程修筑中最艰巨难啃的骨头，尤其是枣子岚垭口到儿科医院这一段，石工们硬是轮起大锤用钢纤錾子从陡峭的山体，抠掘出一条并不宽阔的公路，至今这一段都是车行瓶颈。由于一面是被垂直削平的山体，一边是深沟，地势逼窄，八九十年前这一段地皮没人看好，富户和单位确实不好建房，只好半卖半送给贫苦人家，当时有这么一首民谣是这么说的，“中山二路路不宽、穷人住在路边边、有钱绅粮看不起、住在坎下和山颠”。这首经典民谣，描绘得分外准确、真切清晰，此情此景足足维系了半个多世纪，直到改革开放，特别是1997年7月，重庆再度成为中央直辖市后才有了根本性改观。那么八十多年前，当时这里的境况到底是怎样的呢？公路靠里，智慧的先民们紧贴、依附在一溜大山剖切面上，建成简陋的，门挨门、户重户，七形八状、特色各具的竹篱夹壁捆绑房，人们形象地称这样的房子叫“巴壁虎”。公路外侧不宽处便是岩坎，聪明勤劳的重庆人，用木竹棒棒，横拉竖扯、打楔支撑、穿缝斗榫、篾条捆扎，建起上面临街下面是坎，架空的吊脚楼和穿逗房。那时栖身于公路两边穷屋陋室的几乎都是，挑水伕、洗衣妇、抬滑竿、拉黄包车、奶妈佣人、沿街叫卖、箍桶补锅等草根贫民。

下面我们先来说说住在山上那些有名人和机关。同是军阀，王陵基先于刘湘、唐式遵、潘文华、杨森就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，毕业后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，毕业后回国任母校教官，因此刘唐潘杨既尊其为学长还得叫一声老师。嗣后曾任四川省主席、国民政府陆军上将的王陵基，请懂易学的大师观测风水、觅地建房，最后相中接天地灵气，览江山胜境的枇杷山，这一难得的“天人相应”置业之地。1933年初，王陵基盘下三十余亩山地，用条石垒岩坎、修盘山公路、建亭台楼阁、砌假山水榭、造公馆别墅，当时人们传闻“王园”堪比天上人间。

“王园”八十余年前修建的“红楼”和“黃楼”等建筑，造型别致、格调高雅、设施完善，观前看后重庆尽收眼底，至今都独具特色大器养眼。难怪1939年8月，印度最高政治领袖尼赫鲁冒着战火访华，不住政府安排的宾馆，指名下榻“王园”，恰逢日机轰炸重庆市区，领略了山城人民不屈不挠精神，对陪同的叶剑英说，在重庆我见证了伟大的国家、英雄的城市、不屈的人民，抗战必胜。1949年底，“王园”被军管会接管，1950年8月，中共重庆市委、市府机关入驻。

“王园”那里安顿得下这么大个机关，于是在“王园”一侧空地上，由曾在梁思成麾下中国营造学社和在中央设计局担任过研究员、陪都建设委员会高级建筑设计师的陈明达担纲。他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手法，纳入中国古建筑精华，采用砖混结构、人字木屋架的建筑主体思想，建成壮观大器，三层总面积六千平方米的办公大楼。这栋楼修建时正值热火朝天的抗美援朝，大竹林砖瓦厂工人师傅奇思妙想开出模具，所制造的板瓦上都镌有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的印痕。此楼1951年奠基，1953年竣工交付中共重庆市委，1954年底，中共中央西南局撤销，中共重庆市委迁中山四路，重庆市博物馆入驻，现在这栋特色独具的大楼被评定为“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”。市委迁出后，为给市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、登高望远的场所，市里决定开放“王园”，增加景观、添植苗木，整修道路，取名枇杷山公园，当时的“红星亭”是山城唯一登高望远的最佳观景点。

枇杷山上有加拿大驻华大使馆，原国民政府副总统、代总统李宗仁三层带地下室的官邸“郭园”就在燕子岩附近，曾经是川军名将、通远门迁坟干才郭勋祺当年所建公馆。军统情报头子戴笠，除中枢元老见官大三级，国内政敌多、外敌日本人也欲置其于死地，他不得不狡兔三窟、行踪难测，为此被称为“中国最神秘的人”。枇杷山上戴笠的这座公馆直面长江、视野开阔，其死前两年，红颜知己胡蝶一直隐身于此，为防止日机轰炸，大功率军统电讯机要室电台便设在“神仙洞”内。

戴笠之死有许多未解之谜及巧合，史料载戴笠又名戴雨农，生于一八九七年农历四月十三，一生对十三特别忌讳，他在岱山也叫戴山，大雨滂沱中飞机撞山而亡，坠机地叫“困雨沟”，这天恰好是农历二月十三，死时十三点十三分，同时死亡人数有十三人。戴笠遇难，著名政治家、教育家，章士钊就其地位、职责、为人，巧妙地写了一副措辞委婉的挽联：生为国家，死为国家，平生具侠义风，功罪盖棺犹未定；誉满天下，谤满天下，乱世行春秋事，是非留待后人评。

解放后这座戴笠曾经的公馆，很长时间都是重庆市图书馆藏书楼、阅览室和办公地，1951年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，曾以别名向重庆市图书馆捐赠《史记》《二十四史》《资治通鉴》及《蜀中先烈备征录》等四千余册珍贵图书。著名作家、延安时期“鲁艺”戏剧文学系主任，解放后国家电影局局长、文化部部副部长，下派重庆任分管科教文卫副市长的陈荒煤，“**”遭批斗，被诬蔑为制造“精神鸦片”的总后台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，落难时发配在重庆市图书馆编书目、抄卡片、做分类索引和书籍搬运工作。

中山二路枇杷山巷，有三栋一楼一底并不起眼的砖木结构房屋，这就是负责重庆和大后方兵工生产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，曾国藩外曾孙、号称中国“兵工之父”的署长俞大维官邸也在此。著名文史大师陈寅恪之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，是光绪皇帝倚重的“新政重臣”，陈寅恪1940年前后两次来渝出席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筹备会皆住在俞府，因为俞大维母亲是陈的姑妈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与俞大维是“数学算式”上的同道执友，1943年来渝请重庆大学校长、著名数学家何鲁审定商讨出版《堆垒素数论》，就借居在俞大维寓所。

枇杷山半山上，现在的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、中俄友好医院院部办公楼，是自贡籍川军中将师长兼盐商曾子唯，1934年修建的造型典雅、仿巴洛克式拱形窗、罗马柱、露台环廊、内有壁炉、地下室、卫生间，外有花园、假山、喷水池的全欧式五层洋房。抗战爆发国府迁都重庆房舍十分紧张，宋子文向曾子唯借房安顿外国使团，他慷慨出让，举家搬到南泉“沂风别墅”，现在的重庆市总工会南泉疗养院，于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入驻。当年坊间曾有“北碚卢作孚、南泉曾子唯”一说，他是重庆大学校董、川盐银行董事、重庆烛光电灯公司总经理，为重庆市政建设和民生办了不少实事。

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，坊间流传毛主席曾登上枇杷山，写了一首赞美重庆的诗，真实情况是这样的。1958年3月，毛泽东视察三峡，湖北省委派出诗人、副秘书长梅白来重庆迎接。全国劳模、长航船长莫家瑞，沉着稳定驾驶着“江峡轮”乘风破浪过三峡，途中梅白拿出他写的《夜登重庆枇杷山》：我来高处欲乘风，夜色辉煌一望中。几万银灯流倒影，嘉陵江比水晶宫。请主席斧正，主席看诗后说：如果把“辉煌”改为“苍茫”，能显出夜色动态重庆的古老，为“水晶宫”做伏笔，写“辉煌”就不那么深隽高雅。“几万”改“百万”好，以展现山城新貌、蓬勃发展，“流倒影”改“摇倒影”，方体现出夜景的动感，反映城市精神，避免了平铺直叙，经主席这一点拨修改，这首诗顿增亮色。

说完山上，再说公路坎下的枣子岚垭，曾因参加并领导抗日救亡

运动而被捕入狱、中国“七君子”之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部长、中国民主同盟两届中央主席史良先生，陪都时期就住在枣子岚垭“犹庄”。住在这里的还有邹韬奋、徐盈、茅盾、王炳南、沙千里等社会活动家，“七君子”就有四位毗邻。“犹庄”与住在马鞍山“厚庐”的沈君儒、住在张家花园“菁园”的黄炎培近在咫尺，他们的宅邸成了关注时局、崇尚民主、维护女权的爱国抗日之家。

这批让人十分尊崇，拥有责任、担当和抱负的精英学人，不是坐而论道，而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、身体力行，积极主动救助抗战遗孤、撰文鼓舞提振抗战精神、大力倡导发展民族资本、国难更要振兴教育、募集寒衣支援前方、救护日机轰炸下的死伤同胞，旗帜鲜明联名发檄文声讨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、卖国贼，力主民主爱国、反对内战等等。

下面说说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、解放前夕最后一任国民政府重庆市市长、坊间戏谑的花花太岁、绰号“妻妾多”的杨森，他庞大宽阔的宅邸“渝舍”，就是现在少年宫的位置。“渝舍”占地二十余亩、房屋三栋五十余间，由于杨森喜欢体育又喜欢玩“洋盘”，“渝舍”里有游泳池、网球场、自行车环道和健身房，对十余妻妾他按行伍规制穿军装编成班，由军事或武术教官带领清晨出操和教习武艺，他自己花天酒地，却在女眷楼内贴有严格的“行为规范”，谁越雷池处罚极重甚至危及性命。国府西迁重庆之初房舍紧张，杨森曾紧缩家眷，一度腾出房舍恭请陈诚、何应钦、毛人凤等入住。解放前夕杨森逃台，曾任总统府上将国策顾问、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，1977年5月去世，活了九十三岁。

现在儿科医院内，那片叫枣子岚垭的老职工宿舍，以前叫“漱庐”，是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，简称“军统”的办公地，军统隶属于军队编制，着军装有军衔，职责是监视、控制军事要害部门，抗战开始兼有谍战、反特、渗透和敌后武装等工作。根据对内对日需要，1940年“军统”已经发展到五万余人，机构五十余个，仅机关人员就达千人，于是拓展地盘撵走重庆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、警察局游民习艺所，买下周边房舍重建，把大门由枣子岚垭，挪到中山二路上。解放后，进城之初中共重庆市委、市政府曾一度短暂地在军统占用原“漱庐”和杨森“渝舍”办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