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着那些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大脑,卡尔跪在地上呕吐。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,有名字,有家庭,有梦想。现在,他们只剩下一团组织,被编号,被研究,被遗忘。
他决定留下来。不是继续研究,是看守——防止这些可怕的东西再次重见天日。
第一年最难熬。孤独,寒冷,还有无尽的噩梦。他常常梦见那些实验体的眼睛,梦见自己穿着党卫军制服站在实验室里,梦见穆勒教授说“科学需要牺牲”。
有一次他差点自杀。站在悬崖边,看着下面的深渊,想着一跃而下就能解脱。但最后没跳——因为他想起那个苏联战俘说的“谢谢医生”。也许他的活着,就是对那些死者最后的尊重。
1948年,山里来了不速之客。
那时卡尔已经习惯了山民的生活,胡子拉碴,穿着破旧的猎装,看起来和当地猎人没什么区别。他在设置陷阱时,听到林子里有陌生的脚步声——不是猎人轻巧的步子,是皮鞋踩在落叶上的声音。
他躲到树后,看到三个人走进视野。两个穿着美军制服,一个穿着便装,但气质明显不是普通人。他们拿着地图和指南针,用英语交谈:
“根据情报,应该在这附近。”
“那个德国科学家真的把东西藏在这里?”
“穆勒在审讯中交代了,但他也不知道具体位置。”
卡尔的心沉了下去。穆勒教授还活着,而且交代了观测站的存在。美国人找来了。
他悄悄退回观测站,用最快速度把最核心的资料转移到后山的山洞里,用炸药封住入口。然后回到观测站,等着。
美国人三天后找到了这里。他们撬开门,看到了空荡荡的实验室和那些明显被搬空的箱子。
“有人先来过了。”一个美军军官说。
穿便装的男人——后来卡尔知道他是战略情报局(OSS,CIA的前身)的特工——仔细检查了现场,在角落里发现了卡尔故意留下的一本实验日志。日志是德文的,但最后一页用英文写了一行字:
**“这一切应该被埋葬。为了所有死去的人。**”
特工看着那行字,沉默了很久,然后对同伴说:“烧了这里。报告上写:观测站已被废弃,未发现有价值资料。”
他们真的放火烧了观测站。卡尔躲在远处的树林里,看着火光冲天,心里松了一口气。
但他知道,事情没完。美国人不会轻易放弃,穆勒教授可能还在某处活着,“乌鸦计划”的阴影不会因为一场大火就消失。
果然,1950年,卡尔在苏黎世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——几个前纳粹科学家在阿根廷成立了一个“生物医学研究会”,发起人之一就是汉斯·穆勒。
“乌鸦”没有死,它只是换了个名字,飞到了南半球。
卡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。他一个人守不住这些秘密,他需要帮助。但谁能信任?美国政府可能想利用这些技术,苏联更糟。他需要一个真正想埋葬这段历史,而不是利用它的力量。
他想到了那些受害者的国家。也许,也许有人愿意为了正义,而不是利益,来处理这件事。
1951年春天,卡尔做了个冒险的决定。他带着部分最关键的证据——包括那些实验体名单和照片——秘密前往巴黎,求见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位前领导人。
会面在一家小咖啡馆的地下室。那位前领导人已经六十多岁,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。他看着卡尔带来的照片,脸色越来越苍白。
“这些都是真的?”他声音颤抖。
“真的。”卡尔低下头,“我就是参与者之一。我来,不是为了请求宽恕,是为了把这些证据交给应该保管它们的人。求您,别让这些东西再害人了。”
老人看了他很久,最后说:“德国人,你知道如果我公开这些,你会被送上法庭吗?”
“我知道。”卡尔平静地说,“我应该上法庭。但比起惩罚我,更重要的是确保这些东西永远消失。”
老人被他的诚恳打动了。但他没有答应公开,而是说:“现在公开不是时候。冷战开始了,美苏都在搜罗德国科学家和技术。这些东西一旦曝光,很可能被某大国秘密接收,继续研究。我们需要等,等到世界准备好接受真相的那天。”
他把证据收下了,但给了卡尔一个承诺:“我会保管好。等我死后,会交给值得信任的人。你……回去继续守着吧。也许有一天,会有人需要你的证词。”
卡尔回到了阿尔卑斯山。这次他有了新的目标——不仅要看守物理证据,还要活着,活到能作证的那天。
时间一年年过去。1950年代,卡尔听说穆勒在阿根廷的研究会改名为“普罗米修斯计划”,继续着人体增强研究。1960年代,有传言说美国和苏联都在秘密进行类似的实验。1970年代,一个叫“渡鸦”(Raben)的组织开始在国际黑市上出现,专门倒卖生化武器和人体实验数据。
“乌鸦”复活了,而且变成了更隐蔽、更国际化的“渡鸦”。
卡尔意识到,光守着山里的证据不够了。他需要主动出击,需要了解“渡鸦”的动向,需要阻止他们。
1978年,他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:联系中国。